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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的推理也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道德的德，既然是跟“天”，跟“中国”联系在一起的，则“受天命而居中国，居中国者治天下”，岂非就是周人的政治理念？后来，历代皇帝都自称“奉天承运”，北京天坛的占地面积远大于紫禁城，岂非正是周人思想的延续？[6]

周，难道不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

当然是。

灵光现，百事通。其他，比如“商礼为仪，周礼为制”，又如“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伦理性的”，以及“姬周株式会社”等，已无须赘述。反正，中华文明的基石奠定了，时间也开始了。[7]

逻辑成立，证据确凿，剩下的是细节。

6.细节

细节，是顾问团队一直强调的。

开始写作中华史时，首席顾问曹永正就推荐学习《我们的故事：美国》。路金波组织了编辑团队集体观看，李蕾把这个学习称之为“气质培训”，陈勤则把该纪录片的叙事方式总结为“大历史，小人物”。

这很对，也很难。因为所谓“二十四史”，基本上是“帝王家谱”。小人物的故事，上哪儿找去？

但，细节决定成败。

发现细节，则需要直觉和灵感。

本卷提到的那个“爱国贼”南蒯，已经是能够找到的最小的小人物了。作为季孙氏大夫的家臣，他根本就没资格“树碑立传”。能留下姓名，算是万幸。这个人，是我在读杨宽先生《西周史》时发现的。可见只要有心，便总能在“宏大叙事”中发现“漏网之鱼”。

关键，是要有这个意识。

中华史第二卷《国家》里古希腊那个“卖香肠的”，则是读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时发现的。该书只是把《阿里斯托芬》这部讽刺喜剧的片段，作为“链接”附在正文旁边，我却认为大有文章可做。通过吉尔伯特·默雷的《古希腊文学史》，我查到了《骑士》公演的时间是在公元前424年。于是很快就在《史记·赵世家》中找到了东周晋国的故事。那个莫名其妙被杀的倒霉鬼，虽然是“君之子”，却名不见经传，也是“小人物”呢！

然而一个“卖香肠的”，一个“掉脑袋的”，搁在一起好玩极了。希腊民主制和西周封建制的比较，更是意味深长。

实际上西周对于中华文明的意义，是相当于希腊之于西方文明的。只不过借用马克思的说法，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我们民族则是“早熟的儿童”。因此在各自的童年时代，当然会表现出不同的气质。

这是下一卷要讲的。

注　释

总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