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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十米外目睹了全过程的女儿被妈妈的行为彻底吓蒙了，再也不敢哭喊一声。犯了病的姜芳芳牵着女儿又走了很远，直到天色发白，才清醒过来，发现孩子丢了。

五岁的女儿又惊又怕，更记不住那个活埋了自己弟弟的地点，只好跟着妈妈回了家。

申俊知道了真相之后又气又痛，几乎背过气去，在心里藏了很久的想法再次涌上心头。

那天天色渐晚的时候，申俊提出要和姜芳芳一起去找儿子的尸体，快要被愧疚淹没了的姜芳芳没有理由拒绝，但提出要把女儿带着，因为女儿有可能会记得去的路。以此为由，申俊带着姜芳芳和女儿走到了那座石桥上，趁姜芳芳不注意，把她推下了石桥。

在得知公安机关发现了一个婴儿的尸体的时候，申俊知道早晚会查到他的头上，为了不让女儿暴露他的行为，他做通了公司一个和他有暧昧关系的会计的工作，把女儿藏在了她家里。

“最无辜的就是这个小女孩了，看着妈妈杀了弟弟，又看着爸爸杀了妈妈，”我叹了口气，“她以后该怎么办呢？”

“发生了这种事，”大宝很迷茫，“该去怪谁呢？”

第十五章 金屋残娇

嫉妒是来自地狱的一块嘶嘶作响的灼煤。

——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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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晶和海萍是省城天正律师事务所最年轻、最漂亮的两名律师。

为了扩充事务所的规模，提升事务所的形象，王天正用不低的薪酬从政法大学招来了这两名在学校就通过了司法考试的律政佳人。

两位才女虽然都是人气校花，性格却截然不同。晶晶性格外向，善于交际，周旋于事务所众多帅哥之间，给他们一种看能看得到、摸却摸不着的感觉，像只小猫一样不停地挠着他们的心。海萍则是个内向的美女，她崇尚“不以结婚为目的的上床都是耍流氓”，每天下班后，她就用一对耳塞塞住耳朵，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之中。

她们的老板王天正是个顾家的男人，对自己的妻子言听计从。尤其是此时，妻子已经有了几个月的身孕，他更是每天准点回家，就连事务所夺了今年律师界的大奖的庆功宴，他也想缺席。同事们不可能在这种时候放过老板，强行将他留了下来。

晶晶喝得多了些，勾着王天正的脖子，要他送她回家，然后给了海萍一个眼色。

海萍就是省城人，但为了上班更近一些，所以和晶晶一起住在公司为她俩租的一间两室一厅的房子里。可是因为晶晶偶尔会带个帅哥回来，海萍觉得自己成了个灯泡，而且她实在无法在晶晶整夜的浪叫声中入眠。于是她们心照不宣地达成了协议，晶晶若要带人回来，会提前告知海萍，而这一晚，海萍就会回到十几公里外的自己家里住。与人方便就是方便自己，海萍一直这样觉得。

夏日的周末晚上最热闹。海萍下了公交车，漫步在热闹的街道，看着熙熙攘攘的夜市里勾肩搭背的男女，浮起一丝自怜。二十四岁了，还从未有一个男人能走进她的心扉。想着刚才晚宴上晶晶的奔放表现，心想若是自己也能像晶晶这样没心没肺就好了。

海萍不愿意回家，因为一回家，父亲、母亲和哥哥就会分别来刺探她的感情现状，生怕她嫁不掉一样。所以，周六一早，趁着父母还没有起床，海萍就拎起包准备回宿舍去。阳光明媚，和晶晶一起逛一整天街也不失为一件趣事。

海萍开门走进宿舍的刹那，仿佛闻见了一丝异味。晶晶的房门是关着的，估计昨晚折腾得挺晚，到现在还没有起床。海萍躺倒在自己的床上，拿出手机刷微博。可是她越来越觉得那种异味很不正常。她是律师，实习时也会去案发现场，那种异味闻上去就像是血腥的味道。海萍越想越害怕，跳起来敲了敲晶晶的房门，一片死寂。

海萍找到备用钥匙，抖着手打开了晶晶的房门。门刚推开一道缝，浓烈的血腥味就扑鼻而来，她往后退了一步，几乎不敢往房里看去……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海萍还没有缓过神来，她坐在派出所的警车里，双手抱膝、瑟瑟发抖，脸上满是泪痕，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有头绪吗？胡老师。”我看眼前这个报案的女孩肯定是吓得说不出话了，于是转头问身边刚从现场出来的胡科长，“什么情况？”

“估计是性变态杀人，”胡科长说，“很有头绪，嫌疑人已经被控制了。”

“又是一个铺垫基础的案例啊。”因为单位也位于省城，所以省城市公安局管辖的命案，即便不是疑难、重大案件，师父也会要求我尽量参加侦破，从而掌握大量的基础案例作为提升自己业务素质的铺垫，让自己迅速成长。

“不过手段是蛮残忍的，”胡科长说，“漂漂亮亮的一个小姑娘，现在追悼会都没法开了。”

现场有明显的打扫痕迹，痕迹检验部门也确认了凶手杀人后用拖把拖了地，抹除了可能留下的痕迹物证。

“打扫现场，”胡科长说，“通常是熟人所为。”

我点点头，问：“尸体运走了吗？原始状况是什么样的？”

胡科长走到位于现场内侧卧室的床边，指着床沿说：“当时死者就躺在这里，全身赤裸、四仰八叉，四肢被尼龙绳绑在床沿四角，嘴巴被胶带粘住，衣服被撕碎，扔在床边。死者身上、脸上估计加起来有两百多刀，都是深达皮下。”

我想象了一下原始现场的原貌，不禁后背发凉：“那死者是被疼死的？”

“现场有大量血迹，初步考虑是失血性休克，也就是慢慢失血、慢慢死去的，死者死前承受了一般人不可能承受的痛苦。”

“尼龙绳和胶带是哪里来的？”我问。

“问了报案的小女孩，她说是之前她们搬家用剩下的，都放在死者卧室的床头柜里，”胡科长说，“所以说，肯定是熟人喽。”

“还有个熟人的依据，”胡科长想了想，补充道，“就是通过初步勘查，我们没有在死者相关部位发现威逼伤和抵抗伤。说明凶手是在死者不备的情况下，突然发难的。能进入一个单身女孩家里且能够寻找机会突然发难，一定是熟人。当然，也可能这种捆绑就是凶手和死者之间的一种协议。”

我点头认可。要控制被害人，又要有充分时间寻找绳索，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更愿意相信是凶手和死者在玩sm（虐恋）游戏，只是死者没有想到凶手会变态到要动刀。

“嫌疑人是什么人呢？”我问。

“死者的老板，一家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律师王天正。”胡科长说，“昨晚正是这个王天正送死者回家的。”

“有证据吗？”

“小区的监控，记录车的情况没问题，只是晚上看不清人脸。”胡科长说，“但是在现场，我们提取到了一枚避孕套。”

“会打扫现场的凶手，怎么可能在现场留下避孕套？”我很质疑这个证据。

“避孕套是在床缝里发现的，”胡科长说，“可能是凶手用完后，不慎将它掉落，想再找到却找不到了。如果这个避孕套里的精液是王天正的，那就是直接证据。”

“可是，”身边的侦查员插话道，“目前王天正否认和死者有过性关系。他说当晚只送死者到楼下，楼都没上。通过对王天正妻子的询问，王天正回家的时间也很正常。王天正的同事都说王天正特别‘妻管严’，这种事儿肯定不敢干。”

“那可不一定，”胡科长说，“如果真的是王天正干的，他的妻子很有可能在给他打掩护。越是道貌岸然的人，越是有可能心理变态。他的妻子不是怀孕了吗？他这时候出去作案完全有可能。”

被胡科长这么一说，我的心头闪过了“云泰案”的影子。

“如果避孕套里的精液是王天正的，那么他所有的供述都不成立了。”我皱皱眉头，说，“先去检验一下尸体吧。”

死者的死状很悲惨，仅面部就被锐器划了数十刀，看不清眉目，一副狰狞的面孔。女性的特征性部位也被不同程度划伤，黄色的脂肪组织翻出了皮肤外，创口阴森森地滴着血。

“看，”胡科长切开死者的四肢关节，说，“没有发现任何约束伤和抵抗伤，凶手不约束、威逼死者，是怎么做到找绳子、捆绑人呢？”

“会不会是把死者弄晕了以后，利用死者昏迷的时间，寻找绳索呢？”

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