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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燮唏嘘地记着笔记，记下了范仲淹教训宋学五子之一的张载“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事于兵”，而后授他中庸，把一位名将的苗子教成理学大师的故事。
要是没有范仲淹这一教，张载说不定就成一了代名将，把西夏打下来了。而宋学少了这个横渠先生，他们后世读书人还能少背点儿东西呢。
不过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二十二字名言写得太好，要是没了也有点儿可惜……
算了，看在横渠先生没上中小学课本折磨过他，四书和诗经注释里也没什么他的言论的份儿上，不嫌弃他了！
而北宋五子中，除了他和康节先生邵雍，剩下的三人实是一脉相承的师徒关系。程朱理学中的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年少时都曾随濂溪先生周敦颐读书，成人之后又各自确立了自己的学说。
周敦颐作《太极图说》与《通书》，以“主静”为本，让人以“静”修养自身，即是“灭人欲”。而他的两位学生，大程将其“主静”之说改成“主敬”，小程则在“主敬”之外益以“致知”，其本质实际上都是“存天理，灭人欲”。
这师徒三人在五子中抱团，把邵康节的数术学评为偏学，又说张载“苦心极力之象多，宽裕温和之气少”，只有他们周先生的学问纯正。
而朱熹又是二程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传的是濂溪与二程之说，他成了圣人，他所宗的三人也就成了理学立基的正统。
明代理学都是承袭宋学，尤其因为科举只用程朱注释，朱子之说就是正统真言，他推崇谁，明人就跟着推崇。李先生讲到邵、张二子时也难免有偏见，只叫崔燮好好学周、程、朱一脉传下来的正统理学，其余二子与更之后的永嘉、永康、南轩、象山……等学问都只泛泛了解就够了。
崔燮却是从穿越之前就对程朱理学不感冒，宁可问问先生偏门的康节之学是什么。
李先生本经不是治“易”的，对康节之学也没怎么用过心，琢磨了一会儿才想起该如何教他——或者说，如何叫他再也不想问邵氏的学问：“邵子之学，偏重于言数，却又与道家阴阳之说不同，其说以为数出于质，以‘数‘推论质之动静刚柔，故而能知天地万物。”
也就是易经八卦算命？
算命比存天理、灭人欲有意思多了，请先生不要客气地多讲几节课吧！
崔燮眼中闪动着求知的光芒，正是做老师的最喜欢的学生样子。哪怕李老师不擅易学，看见弟子这副求知若渴的神情，也不禁想给他多讲些东西。
唉，要是他学诗时也有这样的精神就好了。
李先生叹了一声，缓缓讲道：“邵子曰：天生于动，地生于静。动之始则阳生焉，动之极则阴生焉；静之始则柔生焉，静之极则刚生焉。”
动静之中复有动静，刚柔之中又有刚柔，是以再分为太阴、太阳，少阴、少阳，太刚、少刚，太柔、少柔。康节所言的阳刚体数为十，正合天干之数，阴柔体数为十二，正合地支之数。故而太阳、少阳、太刚、少刚之数合而为四十，太阴、少阴、太柔、少柔之数合而为四十八。
以四因之，则阳刚之数凡一百六十，阴柔之数凡一百九十二。于一百六十之中减阴柔之体数四十八，得一百十二，为阳刚之用数……
等等！他才刚反应过来那堆“因之”是什么意思，怎么就一百六减四十八了？阳刚跟阴柔不是没关系吗，怎么突然就要减去阴柔的体数！
崔燮的笔记都记不下去了，抬头就想问李老师这个减法关系是从哪儿来的。
李东阳看也不看他，接着往下背自己还能记住的东西：“一百九十二减四十，得阴柔之用数一百五十二。再用一百五十二乘一百十二，是日月星辰之变数，谓之动数；又有一百十二乘一百五十二，是水火土石之化数，谓之植树。再以动植之数相因……”
李老师越讲越快，不过脑子地背出一串串数字，生怕一思考把数记错了；崔燮也越听越懵，手里的铅笔拐了几回，差点儿写出阿拉伯数字，列出乘法算式来。
数字不重要，算式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数都是哪儿来的，为什么就要这么算？《易》学就是这么折腾人的吗？还是单单邵康节自己这么折腾？
李老师却无暇给他解释，讲完了天地动植之数，已抓紧背起了宇宙变化的元会运世、岁月时日。这部分是以日数为一，月数为十二，星数为一年三百六十日，辰数为一年四千三百二十个时辰，拉出数字之后就是乘。
不过这里不再是用“因”字表示乘法，而是用“经”。以日经天之元，月经天之会，星经天之运，辰经天之世。
李东阳就像背乘法口诀一样从“以日经日为元之元为一”，“以日经月为元之会为一二”，“以日经星为元之运为三六”……直背到以辰经辰的一八六六二四。
背完了最后一个数字之后，他才长长出了口气，看着学生一脸懵懂惊恐的神情，满意地笑了笑：“数术所有之数，至此而穷矣。你方才也听我讲了这么久，可领会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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